十九大报告提出的“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经济体系”聚焦“铁三角”最为适当，这就是由价值导向、交易网络和制度-道德三要素构成的支点。

　　以一系列期望的“外在特征”来解读现代经济体系通常并不适当，无论质量、结构、创新、活力或者诸如GDP增长率、人均收入等计量指标。这种过于肤浅和简单的解读未能抓住现代经济体系的核心本质，从而不能为贯彻新发展理念确立起正确的方向感与目标感。

　　两个视角存在根本差异，但聚焦内在本质比聚焦外在特征重要和深刻得多。作为观察世间万物——包括现代经济体系——的基本方法，两个视角都有意义，但其深刻性和真理性完全无法相提并论。外部视角看现象，内部视角看本质。我们只有透过现象看本质，才能获得关于真知灼见，从而为明智的行为奠定最合理和最坚实的基础。

　　举例来说，要想获得对人类生命个体的真理般认知，测量的高度、重量、温度等特征指标，远不如了解其生化机制来得深刻和准确。只有后者才能告诉我们生物的本质究竟是什么，以及生物体究竟是如何运作的——如何依赖新陈代谢、呼吸、神经等系统来处理信息与能量的循环。生命的本质正是信息与能量的结合。生物体就是一个处理信息与能量的循环系统。就人类个体而言，无法处理信息循环意味着植树人，无法处理能量循环意味着死人。信息与能量共同表征了生物体的本质。

　　现代经济系统正是一个大型而高度复杂的有机体，融合了“人类系统”和“自然系统”两个基本成分。这个系统是动态而非静态、循环而非片断的，因此，使用某些外在特征指标去测量并无太多意义，无论这些特征变量多么合乎我们的主观意愿。真正重要的是准确理解和深刻领悟这个系统是如何运作的，包括实际上如何运作以及应该如何运作。

　　现象显而易见，本质深藏不露，所有事务几乎莫不如此。如何说现象可以“观察”，那么本质只能依赖“洞察”。没有深刻的洞察力，就无法抽象出现纷繁复杂和眼花缭乱的经济现象背后，潜藏着怎样的深刻本质。所谓肤浅与深刻、狭隘与广阔之区别，反映了理解现代经济系统的两类方区别：外在特征和内在本质。

　　只要我们继续采用外在特征视角看待现代经济系统，对新的发展理念的理解将极易误入歧途，方向感与目标感的迷失也将无可避免。

　　本文将新的发展理念界定为现代经济系统的三个核心本质：价值导向、交易纽带和制度-道德。三要素间的相互关系构造了类似生物体那样复杂但有序的“生化机制”，使现代经济系统成为一个富于生命活力的或大或小的动态循环。尽管现代经济学貌似发达完备，真正悟透经济运行机制的人却并不多见。

　　现代经济系统应如何被驱动？最佳答案是价值驱动！新的发展观亟需以价值话语取代利益话语、GDP话语和福利话语，以此形成价值导向的现代经济体系的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元素。现代经济系统也因为可被适当地定义为：一个创造、分享经济价值且两者皆可持续的系统。这个系统创造和分享的不应该是利益、GDP和福利，而是经济价值（volume）。

　　经济价值通常通过商业组织生产和销售的商品与服务承载，也通常包含于GDP、经济财富、经济利益、经济福利等计量指标中。但是，三者绝对不能划上等号。本质上，现代经济系统创造的不是别的，而是经济价值：从经济学角度看对人类个体且社会“真正有用”因而愿意刻意为之的那些属性。

　　清晰区分两类GDP因而至关紧要：价值型GDP和非价值型GDP。失败的公共投资项目照样可以创造出大量的GDP，但这些项目本身对于社会和个体丧失了有用性。和浪费或许也可以创造出GDP——比如使用贿赂手段获得工程承包合同使项目得以上马，但和浪费对于社会全然无用，而且长期看必定损害经济增长潜力、法治和公平。在中国许多地方，重复投资和盲目投资的间歇性热潮创造的“社会无用性”，从宏观上看十分惊人，尽管大量GDP也一并被创造出来当作“政绩”。失败和浪费性项目对某些个体来看是价值的，但其社会价值很可能接近为零。在理解新发展理念时必须设问：经济系统所创造、分享的“东西”究竟是什么？GDP、利益、收入、财富还是经济价值？

　　经济价值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个体有用性和社会有用性。两者的矛盾必须被调和。个体有用不等于社会有用，反过来也一样。人不只是孤立的人，还是社会人。因此，人类视角的经济价值不可能不兼容个体视角与社会视角的差异。效用（utility）概念（传统经济学有的基础概念之一）没有涵盖社会有用性，因而没有资格成为现代经济学的基础概念。利益、福利（效用加财富）概念与此类似。明显的例子是：一个失败的投资项目依然可以让某些人获利（甚至获利巨大），但从社会观点看全然没有价值——只是减损价值。

　　现代经济学中最令人质疑的传统之一，就是没能将价值导向强有力地嵌入话语体系中，以形成作为正确思考和明智行动的基石。除非以价值导向型发展观取代这一“不良传统”诱导的GDP导向发展观，否则，现代经济系统最重要的基石将无法被牢固地确立起来。

　　价值导向的发展观克服了人本发展观的局限。在我看来，中国背景下界定三类发展观之意义尤其重大：GDP导向发展观、人本导向发展观以及价值导向发展观。在此基础上，中国亟需推动两个阶段的战略转型。

　　首先是朝向人本导向发展观的转型，将冰冰的功利主义式的GDO发展观转换为“以人为本”的发展观。重复、浪费、、失败的投资项目显然会增进少数人的狭隘利益，但却以牺牲多数人的普遍利益为代价，这是GDP增长高于人均收入增长的重要原因。如果GDP无助于增进人本价值——从孤立人和社会人的角度看不具有用性，那么，这样的发展观并不契合现代经济体系建设的诉求。

　　首先是朝向人本导向发展观的转型，将冰冰的功利主义式的GDO发展观转换为“以人为本”的发展观。重复、浪费、、失败的投资项目显然会增进少数人的狭隘利益，但却以牺牲多数人的普遍利益为代价，这是GDP增长高于人均收入增长的重要原因。如果GDP无助于增进人本价值——从孤立人和社会人的角度看不具有用性，那么，这样的发展观并不契合现代经济体系建设的诉求。

　　凯恩斯曾经提出的著名的“打洞理论”从宏观经济学的角度似乎合理，但从社会有用性的角度看却很荒谬，因此必须抛弃。这个理论认为：衰退时期如果实在没有任何有价值的事情值得去作，那么让失业者在沙漠上“打洞、回填、再打洞、再回填”也是值得的，因为政府对这个“打洞项目”的投资将增加就业和GDP。打洞项目与无异：不能增进社会或社会人的任何经济价值，从而与人本发展观背道而驰。

　　人均收入、人均财富以及人均消费，也比GDP更能反映人本价值。麻烦的根源在于GDP与人本价值概念间的不一致。人本价值并不拒斥GDP：给定其他条件，GDP越大或增长率越高，人本位价值越能得到提升。然而，人本价值拒斥非增值型GDP。许多途径形成的GDP甚至以减损人本价值为代价。除了前述例子外，过于辛苦或工作条件过于恶劣也是如此。人的发展与GDP导向间的差异，在任何时候都不应被混淆或模糊。我们需要设问：发展的终极目的是什么？GDP、质量更好的商品与产业、财富还是人本价值？

　　注意到人本价值比GDP导向的巨大进步很重要，但仍不充分。首先，现代经济体系的复杂性决定了传统的“二元论”根本行不通：经济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本质上就是一体的。经济发展的多数资源无法脱离自然系统而被获取，经济过程对自然过程的影响也无法分隔开来。更一般地讲，自然系统提供了人类经济活动的舞台。人类作为演员，无法在这个舞台之外演出经济剧目。

　　其次，也更重要的是：人类文明发展伴随着美德的进化。就经济活动而言，这意味着经济价值概念需要重新定义，不仅指向人类自身本位，更指向整体的生态本位。人类本位最多只是生态本位中的主角，不可能不顾及对作为配角的其他生物体的影响。恻隐之主或感同身受的人类美德不能只及于人类同胞，亦应一并及于与我们相互依赖的“生物同胞”；推而广之，应及于整个自然系统。这与中国党政高层文件强调的“生态文明”十分契合。

　　其次，也更重要的是：人类文明发展伴随着美德的进化。就经济活动而言，这意味着经济价值概念需要重新定义，不仅指向人类自身本位，更指向整体的生态本位。人类本位最多只是生态本位中的主角，不可能不顾及对作为配角的其他生物体的影响。恻隐之主或感同身受的人类美德不能只及于人类同胞，亦应一并及于与我们相互依赖的“生物同胞”；推而广之，应及于整个自然系统。这与中国党政高层文件强调的“生态文明”十分契合。

　　在此视角下，我们能够看清人本价值观的局限性，以及推动第二个战略转型的必要性与合理性。转型的本质是价值转型：将相对狭隘的人本价值转换为包容性的生态位价值。这是经济价值的两个元素，缺一不可。扩大人本价值体现了人本价值发展观，但只要以牺牲生态位价值为代价，就与价值导向的新发展理念背道而驰，并且最终也会损害人本价值。

　　无论如何，经济价值只是人类自己创造的概念，但只要将对自然环境的影响包容于“有用性”中，这个概念就是最现代经济体系最适当的元素。现代经济系统所创造的、所公平分享的不是别的，而是对个人和社会有用、并且综合考虑了自然与生态环境影响的经济价值。GDP、商品、服务、财富、收入、消费之类的外在特征，全都只是“壳”：可能包裹很多、但也可能包裹很少经济价值的壳。我们真正需要的不是壳，而是壳中包含的内在价值。唯有如此，才能唤起经济发展的终极目的性关切。GDP也好，财富也好，福利和利润也罢，它们并非经济发展的终极目的，而是达成终极目的手段和方法。目的性关切这个困扰中国数十年之久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只有回归价值导向才能得到拨乱反正和正本清源。

　　动态背景下的价值导向是一个完整的链条，依次涵盖价值创造、传递、感知和认同。现代经济体系正是通过与价值概念同样无形的交易网络，来达成这一功能的。这样的交易网络依赖两个功能：信息功能和能量功能。信息（information）联结价值，能量联结动力——足够多的人有足够的动力参与“价值运动”中。交易网络的神奇且宝贵之处就在于：不仅主要的信息是内生的，主要的能量也是如此。政府的适当作用，就是支持、底线是避免损害交易网络的这两个功能。

　　市场或市场经济的最佳理解就是交易网络。交易网络瓦解直接等于经济体系的崩溃。这个精致复杂的交易网络在真实世界中表现为物流、人流、信息流、资金流和技术流。现代交易网络早已从封闭性的小范围扩展到开放性的大范围。“经济全球化”描述的就是地球人类范围的交易网络，所有角色都参与其中。

　　交易网络的“现代性”主要不体现在规模和动态性，而是价值本位和便利性。（1）这是个动态的价值链系统——既创造、又传递、还（让价值分享者）感知且认同的系统，（2）价值链功能的高度便利性。便利性取决于互利交易的顺畅性：低交易成本和高效率（速度很快）。强调交易网络中的所有交易的“互利”性质很重要。

　　交易网络的“现代性”主要不体现在规模和动态性，而是价值本位和便利性。（1）这是个动态的价值链系统——既创造、又传递、还（让价值分享者）感知且认同的系统，（2）价值链功能的高度便利性。便利性取决于互利交易的顺畅性：低交易成本和高效率（速度很快）。强调交易网络中的所有交易的“互利”性质很重要。

　　另一个神奇之处在于自我维持的动力系统：只要确保互利交易是顺畅的，创新的动力和经济系统的活力即可由交易网络本身内生而出并被充分激发。这也暗示我们无须从外部输入动力，比如大规模的政府投资或其他干预——除非这些干预所支持的交易的顺畅性。交易网络的功能是支持互利交易，但除非互利交易的顺畅性能够得到促进，否则，外生动力的输入只会抑制或扭曲内生动力的滋生和激发。结果也就不难预料：创新和活力从经济体系中消失。这就是党政高层文件强调的“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政府更好地发挥作用”的适当解读。在这里，中国积累的经验与教训都弥足珍贵。

　　贯彻新发展理念的交易焦点（相对于价值焦点）因而十分清晰：究竟是什么妨碍了交易网络的顺畅性？如何清除？交易网络的功能性失调有四个显著标志：价值创造、价值传递、价值感知、价值认同的功能失调。交易网络因而可定义为“创造-传递-感知-认同”的网络。价值首先必须被顺畅地创造——要求各类角色包括穷人的参与以及产业与价值链重塑，之后必须被顺畅地传递——要求参与者的公平分享，再后必须被顺畅地感知——要求参与者能感知自己的价值分享，最后必须被顺畅地认同——要求参与者能够充分认同价值分享。满足这些条件的交易网络也是一个可持续的网络，即可持续地创造和分享价值的经济网络。

　　只要把交易网络理解为一个“创造-传递-感知-认同”的价值链，我们就有了一面帮助鉴别障碍所在和前进方向的“发展之镜”：妨碍价值创造、传递、感知和认同的障碍出现在交易网络的何处？导致经济发展绩效不佳和动力的不足功能性失调，究竟出现在价值创造环节，还是传递、认同和感知环节？还是各个环节？

　　只这些问题未被严谨细致地纳入思考和行动框架，经济发展的微观基础将有如镜中花、水中月。人类事务——尤其是经济发展——的成功前景主要依赖可信、可靠和理性，而非理想、决心和感性。纵观人类事务（除外）的成败得失的历史不难得出结论：铸下大错的关键原因大多并非缺失理性、决心和感性，而是可信、可靠和理性的不足。

　　只要以可信、可靠和理性思维对待现代经济体系，那么，交易网络的顺畅性就不可能不成为第二个焦点——除价值导向外。如果说价值导向关注各种“壳”（GDP、商品、财富等）究竟包含了多少“有用性”——既对个人也对社会，那么交易网络关注的就是如何清除功能性障碍，即防碍价值创造、传递、感知和认同的障碍。举例来说，中国许多产品的质量并不比国外同行差，可消费者的认同程度差得很远，原因究竟是什么——价值创造、传递、感知还是认同障碍？

　　对于一个发展型政府而言，政府官员和企业家都需要共同思考交易网络功能失调的根源。显然有些来自政府，有些来自企业或产业自身。两类原因往往交织在一起。

　　总体而言，对于日益复杂、麻烦和棘手的经济发展问题，我们缺失的不是办法，而是对现代经济体系的核心本质的准确理解。在科技、尤其是互联网、智能化和手机终端三位一体的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的背景下，企业家和官员需要深度思考交易网络的功能需要怎样的调适才能生存下去，至少涉及四个动态价值链的四个基本问题：创造价值、传递价值、感知价值和认同价值的方法已经、正在和将要出现怎样的变化？该如何应变才能生存和驾驭未来？

　　同等重要的还要认识到：现代交易网络的功能不只是动态价值链的顺畅性，还有动力源的顺畅性：如何创造、传递、感知和认同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很少有人真正弄清楚了现代经济体系的能量之源从何（包括应该从何）而来，如何被传送、感知和认同？如果说价值链功能关注“信息”，动力链功能关注的就是“能量”。依赖交易网络达成的功能不只是经济价值的创造、传递、感知与认同，还有内生（对应政府注入的外生）发展动力的创造、传递、感知与认同。价值链因而也是动力链。现代交易网络——现代经济体系的核心要素——的重要性和最大秘密正在于此。几人可悟透？

　　如前所述，信息和能量的结合才是生物体的本质。现代经济系统何偿不是如此？只有洞彻“交易网络障碍=信息障碍+能量障碍”的秘密，或者洞彻“交易网络功能=信息功能+能量功能”的秘密，我们才有可能将对新发展理念以及现代经济体系的理解，往前推进一大步，尽管这仍不充分。

　　交易网络的有效性不会自动达成——无法完全内生，而是依赖两个前提——制度前提和道德前提。因此，制度发展和道德发展理应作为经济发展的题中之议，脱离制度发展和道德发展的经济观过于狭隘，无力为现代经济体系建设提供充分指南。

　　现代科技的快速进步与应用为改进交易网络的顺畅性，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机遇。但是，除非制度前提和道德前提得到满足，否则，孤立的技术元素也不太可能发挥太大的积极作用，甚至可能走向反面。网上购物和网络金融中充斥的等现象，即为明证。相对于科技进步而言，制度与道德进步对于现代交易网络的支撑性作用才是根本性的。

　　中国的根本的制度框架是好的，对经济发展起着积极的支撑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每项具体制度都能与现代经济体系的内在逻辑相兼容，也不意味着契合新发展理念。正因为如此，哪些制度妨碍、扭曲、抑制价值导向和交易网络功能的问题，就值得学界、官员、企业家乃至公众费心思量，包括保护产权与合同的司法体制，以及其他制度性公共物品（public goods）。

　　对于现代经济体系建设而言，制度性公共物品——尤其是约束与引导集体决策的程序机制——的重要性，无论怎样高估也不过分，尽管常被低看。在最低限度上，这些制度性公共物品不应削弱或妨碍产权与合同保护、公平竞争、企业家精神和法治，也有助于降低社会交易成本。交易成本（包括税费和规制成本）过高往往是妨碍交易顺畅性最主要的直接原因。

　　现代经济体系的发展虽然依赖企业家为主角的明智决策，但这些决策明显地受到集体决策即公共选择（public choice）的影响。两类典型的、对经济发展影响甚巨的集体决策分别是政策决策和预算决策——两者都融合到公共投资决策和其他决策中。决策的重要性无可估量——我们亲手做的选择才是决定命运的基本力量，无论个体还是集体。最大的成功就是决策的成功，最大的失败就是决策的失败。而决策质量除了取决于决策者的个人智识外，更取决于约束与引导决策的规则（rules）与规制（regulations）。制度（institutions）的最佳定义是规则与规制的组合，包括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也包括国家、地区和组织层面的规则。

　　现代经济体系建设视角下，我们因而必须关注如下问题：当前哪些规则与规制阻碍了交易网络的价值（信息）与动力（能量）功能，以及进而阻碍了价值导向？底线问题是这样的：为何企业家办事那么难？为何经济机遇没有能够平等而充分地扩展到所有群体、尤其是弱势群体？后者反映价值链功能的根本缺陷。

　　一并需要梳理的还有公共道德。制度并非万能，无法取代公共道德作为“软力量”的独特作用，即支持价值导向和交易网络功能的那些作用。公共道德的基本成分是“诚信”和“共同善”（common goodwill），这是支持现代经济体系最重要的两个道德元素。许多人注意到诚信缺失的危害，但没有意识到缺失共同善的危害至少一样大。假冒伪劣的盛行尤其反映共同善的缺失。如果说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二元论是错误的，那么，经济发展与制度发展、道德发展的三元论同样如此。在现代经济体系下，它们都是不可或缺的一体化的不同维度。

　　将现代经济体系理解为由三个核心本质构成的“铁三角”最为适当：首先是价值导向，其次是交易网络，最后作为两者基石的制度-道德。它们也是“经济发展”的三个不同维度，如同一个立方体的三个面一样。

　　价值导向将现代经济体系看作创造、传递、感知和认同经济价值的系统，GDP、产品、服务、财富、收入等经济变量承载部分价值的“壳”——无法真正反映个人和社会视角的“有用性”。

　　交易网络将现代经济体系看作一个实现价值（创造、传递、感知与认同）功能的大型复杂系统，其有效性取决于处理信息流和能量（动力）流的顺畅性。如果处理速度快而成本低，表明顺畅性很高。关于政府与市场相关系最重要的观点是：所有政府行动对交易网络的信息功能和动力功能都必须是支持性的，而非抑制、扭曲和替代性的。

　　价值导向和交易网络功能都依赖制度-道德的支撑。最合理的“经济发展”概念因而必须是三位一体的：既是价值导向的发展（取代“壳”的发展），也是交易网络的发展（取代“产业选择观”和消除互利交易障碍），还是制度-道德的发展。在新发展理念下，强势的宏观经济话语（聚焦增长）对于现代经济体系建设并不适当。

　　最终，中国现代经济体系建设的未来前景取决于“铁三角”：上角的“价值导向”、左下角的“交易网络”和右下角的“制度-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