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史研究成为学界热点，出版的相关图书著作繁多。但能够既言之有物又言之有味、既引人兴趣又发人深思的史著作，在图书市场却并不多见。颜浩的《元年：历史与文学中的日常生活》，却是饶有趣味和独具意味两方面的优长兼而有之。该书选取历史风云巨变之际的“元年”这一时间节点，对特定历史时刻鲜为人知的日常生活状态，浮现和隐含于其中的价值观念变迁，给予了条分缕析、洞烛幽微的情境再现和意义阐释。

　　历史前进步伐的或快或慢，也许确与几个伟人、几个大事件的促成密不可分，但历史洪流滚滚滔滔地卷携着的，主要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个体。那些大事件、大人物不过是一些醒目的标志，这些个体所构成的才是历史洪流本身。《元年》另辟新径，将研究视角聚焦在百年前的社会生活，就鲜明地体现出这样一种思想理性的自觉。在该书中，大众的衣食住行、婚庆文娱等等，都得到了有条不紊地展示，相当精彩地还原了“元年”这一标志性年份应有的鲜活与真实，如同拂去宝盒上的尘埃，呈现出了一个活化的“家国”。由此，《元年》反而显出一种超越醒目标志、关注洪流本身的通透与开阔，其中独具意味的、人文情怀浓郁的新见，有力地淡化了普通读者面对历史的惶惑之感。

　　作者从文学史、文化史和史的角度，采用“文史互证”的方法，对文学作品与历史资料进行了有效整合，使得该书既有历史的真实、厚重，又有文学作品特有的生动、优美。“文史互证”可追溯到明末清初学者钱谦益的《钱注杜诗》，这本书确立了诗史互证的诗歌解释方法；后经国学大师陈寅恪开拓，又使文史互证具有了现代学术的气质。有关晚清、的史料库存极为可观，这一时期又是文学创作相当丰富的阶段，对这种历史资料状况的贴切把握，自是成就《元年》的基本条件。该书的叙述兼具历史笔法的“微而显，志而晦”品格和文学的“美刺”特征，往往由史料进入，构建出历史的现场感，继之以文学作品相佐证，用小说的虚构来形象地充实与“活化”各种社会风尚的史实，真实与虚构错杂交织，就创设出一个书中有书、不是小说胜似小说的阅读情境。具体说来，书中大量地引用了当时《申报》、《大公报》等报刊新闻，又梳理了恽毓鼎、老舍、梁实秋、张爱玲的日记或小说，经过分析、判断和剪裁、组合, 令人信服地展现出了一幕幕鲜活而典型的历史情境。无论在史著述还是在现代文学研究中，这种“文史互证”的方法均具相当的新意。

　　历史研究离不开史料的支撑，没有对史料的独家发掘与甄别、筛选，研究视角与方法的创新将沦为空谈。《元年》叙述读起来相当轻巧有趣，但透过叙述文字，既可见作者对历史资料的广搜穷究之功，又可见其处理庞杂史料的举重若轻之能。该书涵盖了丰富的史料，包括旧刊、旧照片，以及几乎绝迹的小说文本等等。如对满族作家穆儒丐及其作品《徐生自传》、《北京》等作品的深度剖析，就属颇见功力的独家填补史料空白之举，甚至可起到为学术研究拓展空间的功效。

　　（《元年：历史与文学中的日常生活》，颜浩/著，陕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8月版，类别：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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