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需要引导更多的社会资本进入乡村的薄弱领域。但是同时大家又非常担心资本下乡对小农户、乡村脆弱人群产生不利的影响。在理想状态下，我们希望下乡资本能够支持乡村的内生发展，能够激发乡村人群的动力、提高他们的自我发展能力，支持他们根据在地条件探索多元化的发展路径。但在大家的印象里，资本是逐利的，目前农业和不少乡村其他事业还属于弱质产业，这之间似乎存在明显的张力。可喜的是，越来越多的机构和个人开始重视社会责任、愿意支持乡村发展。可持续金融、ESG投资、影响力投资，这些新兴理念已经被不少投资者接受。不过，对这些社会责任投资者而言，他们投资乡村也面临不少挑战。

　　针对一些发展乡村振兴进程中的问题，2023年社会责任投资报告《超越两极：金融如何支持乡村内生动力？》中做了大量研究与探索。今天这篇主要介绍乡村的内生发展。

　　乡村振兴实际上是要实现乡村人口的发展。这不仅包括居住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还包括那些已经离开土地、长期在城镇谋生的农民工、新市民。他们在收入、子女教育、医疗卫生条件、居住环境、就业质量、社会地位等诸多方面，与先发展起来的城里人相比，都还存在较大的差距。乡村振兴在我们的理解中，就是让他们发展起来。发展不仅包括收入的提高、物质的丰富，还包括精神的觉醒、自然环境的改善以及文化的赓续。

　　乡村要发展，需要外部支援，但是最关键的还是要依靠这些乡村人群，他们才是振兴的内生动力。一方面，他们了解当地的实际情况，地方上有哪些优势，可以发展什么样的特色产业、种植什么样的作物，他们都比较清楚；另一方面，他们是乡村振兴的主要受益者，具有潜在的动力。

　　乡村的内生发展指的是一种发展模式，或者说发展理念。它强调（1）欠发达地区人群寻求发展的自主性；（2）利用外部资源但不依赖外部资源，在发展的过程中提升能力，最终实现发展的可持续性；（3）基于地方性知识、在地资源和本土文化，探求各类发展问题的在地解决方案，尊重发展的多样性。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阶段，倡导内生发展，我们觉得非常有必要。

　　首先，这有利于明确农民在发展中的主体地位。乡村振兴作为一项国家战略，自上而下推行过程中，政策的强制力与本地居民的内发性之间可能存在紧张关系。在扶贫阶段，我们看到，有些地方急于求成，引入龙头企业、生产大户等市场主体，出现“精英俘获”、一家独大，使得农村贫困人口进一步被边缘化。我们也看到，有些地方为了加快城镇化进程，大兴乡村建设，违背农愿，强拆村庄，搞“合村并居”。这些案例提醒我们，如果农民的主体地位得不到确定，外部资源的“输血”可能无法惠及乡村的脆弱人群。

　　其次，内生发展强调在发展的过程中提升欠发达地区人群的自我发展能力，从“输血”到“造血”，实现发展的可持续性。过去，一些地区在开发扶贫过程中，不仅没有实现对农民的赋能，反倒发生了“去能”，让农民逐渐失去农产品市场销售能力和生产能力。当地方财政越来越捉襟见肘，完全依靠政府投入带动当地发展的模式就显得越发困难，在发展中赋能就变得愈发重要。能力不仅包括乡村人群个体的能力，还包括他们之间相互帮助、通力合作、自发地组织起来、采取集体行动谋求发展的能力。

　　最后，内生发展提倡欠发达地区人群应该根据当地的禀赋条件、发掘在地资源，走出本地特色。这是一种理念的转变。与内生发展相对应的是外生型或外源发展。外源发展看的是本地区缺少什么；而内生发展看的是本地区有什么。外源发展探究的是本地区需要从外部获得什么样的支持；而内生发展则希望探索的是如何发掘本地区已有资源的价值。一个向外，另一个向内。一个说杯子里还缺少半杯水，另一个说杯子里已经有了半杯水。我们常常思考，乡村有什么价值，能拿什么和城市交换。在市场经济视角下，我们看到了乡村向城市输出的低成本劳动力，我们看到了乡村的“绿水青山”，我们看到了农业、看到了乡村旅游。除此之外，我们还应该看到乡村的“社会”价值。乡村的人际关系和社会形态，与基于个人意志、理性契约和法律约定的城市文化，有很大不同。乡村是共同体，它是“一种亲密无间、相互信任、守望相助、默认一致、服从权威并且基于共同信任和共同风俗之上的人际关系”。乡村利用这种熟人社会的关系网络，相互连结、支持协作，或许能在市场交换中占据一席之地。

　　参考国外社区发展理论，农村社区首先可以结合当地实际情况，盘点本地区各类资本的现状。这里说的资本是广义的资本，不仅包括物质财产，还包括乡村的人力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和自然资本。其中，国外学者认为社会资本在欠发达地区发展中起到的作用尤为重要，它指的是“居民组织和动员资源以实现共同确定的目标的能力”。在我们的语境下，社会资本包括农村居民集体管理村庄公共事务的能力、互相支持、信任守望、开展合作的能力。在资本盘点的基础上，农村社区可以探索适合各自发展的路径。

　　我们常常提到城乡收入差距，但是我们较少提到城乡家庭财产差距。近些年，城乡家庭收入差距在逐步缩小，但是城乡家庭财产差距可能还在扩大。根据住建部前司长李兵弟在2022年中国社会责任投资高峰论坛的发言，2018年城镇家庭人均财产为29万元，而农村家庭人均财产为8.7万元，城乡财产差为3.3倍。

　　在人力资本方面，2亿多农民工中，有高中及以上学历的不到30%。2019年全国人口变动抽样调查数据显示，乡村6岁及以上人口中有高中及以上教育经历的只有16%，而城市51%，镇30%。除了受教育程度，在卫生健康方面，城乡差距也十分明显。比如，有研究发现， 农村户口的中老年人（45岁及以上）表现出抑郁症状的比率为35.4%，高于城镇的22.5%。2020年，每10万个农村人口，就有171人死于心脏病，165人死于脑血管病，这两类疾病的粗死亡率明显高于城市人口。在妇幼健康方面，2020年农村5岁以下儿童的死亡率大体上是城市儿童的2倍。这是人力资本方面的城乡差距。

　　自然资本是乡村的优势，每年向全社会提供的生态服务价值达到数十万亿元，但乡村提供的生态服务，绝大多数没有得到补偿。我们这些城里人几乎免费地享用着乡村生态系统提供的土壤保持、防风固沙、水质净化、空气净化、固碳增氧等生态调节服务。这实际上是乡村向城市提供的补贴。我们常常提到全社会为乡村发展提供的支持，但是却很少提到这个隐形的、反方向的“生态转移支付”。因为生态服务的市场价格还远远地低于它对全社会实际做出的贡献，乡村自然资本的价值被低估，从“绿水青山”到“金山银山”还有一定的距离。

　　对乡村社会资本的冲击之一是人口空心化。农村青壮年离土离乡，长期在城镇务工，居住在农村的时间屈指可数。这意味着参与农村社区公共事务、开展生产生活协作的主体长期缺位。人都不在乡村，谈什么合作？这对农村社会造成了一定的破坏，人际关系趋向离散，“熟人社会”的道德不再管用，人情淡薄。这可能是农村社区希望通过互相协助寻求发展时面临的重要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