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大中祥符这个年号的最后一年了。宋真宗从降天书折腾到现在，已经过去了九个年头了，明年，真宗皇帝就要改元，年号改成“天禧”。

　　一般来说，皇帝不会平白无故的换年号。因为年号一改，全国从上到下的文书都得跟着改，还得专门派人通知周边的各类政权，听着都很麻烦。所以，改年号多少得有个理由。

　　那这次改年号是为啥呢？简单说，这一年，天书降神、东封西祀这些神神叨叨的活动，已经走到了尽头，皇帝也好，大臣也好，都觉得，不能再搞下去了。

　　就在这一年的夏天，一场突如其来的蝗灾，突然席卷全国。蝗灾区域非常大，今天的河南、河北、山东、山西、陕西、江苏、安徽这七个省的范围都遭了灾。这就给当时热热闹闹的各种迷信活动出了个难题：折腾了年的祭祀活动，各路神仙受了那么多香火，总得保护大宋朝啊。那现在那么多的虫子，那么大的灾难，总得有个解释吧？

　　蝗虫是只管吃，不管解释的，但是各地官员得解释啊。所以他们在向上汇报的时候，就只好胡编乱造，比如：虫子确实有，但是他们好乖哦，都不往田里飞；就是飞到田里，也不啃庄稼；它们都抱着草，活活饿死自己。总之吧，就是因为皇帝陛下道德高尚，在漫天的庇护下，蝗灾确实有，但是，没有危害。

　　有一天，真宗皇帝就真的在朝堂上，拿出了一些死蝗虫给大家看。这啥意思？很明显，皇帝是想拿出点证据证明，这些蝗虫确实仁义，宁可自己死，也不吃庄稼。

　　马上就有大臣捧场说：哇塞，这么神奇！咱们得组织百官，搞个仪式，给皇帝道喜啊。这个时候宰相王旦站出来了：别别别，这么大的灾情，还道什么喜？！王旦是死活不同意。

　　过了几天之后，君臣们正在上朝，正商量事儿呢，忽然间，一大群蝗虫从大殿前遮天蔽日、密密麻麻地飞过。你看，天下偏偏就有那么多不识相、不听话、不愿死的蝗虫，飞到皇帝面前来。

　　你都可以想象，当时大殿里面的那个尴尬的气氛。真宗皇帝，扭头看看了宰相王旦，说，哎，如果前两天我听了那些人的话，真搞了什么百官道贺的仪式，今天蝗虫这么一来，还不被天下人笑死？

　　如果我们当时在场的话，估计都能听得到所有人内心里的那声叹息：办了那么多仪式，烧了那么多香火，造了那么多道观，老天爷是一点面子也没给啊。折腾了九年的一场大梦，终于要醒了。

　　你看看，这场轰轰烈烈的天书降神东封西祀，刚开始，热情高涨起来的时候，所有人都会被裹挟进去，反面事实即使有，也没人看。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狂热的降温、硬梆梆的反面事实一个接一个地摆在面前，刚开始的支持者，比如王旦，开始保留意见了；被裹挟进去的人，开始寻找退路了。每个人静悄悄地往后撤了一步，而最狂热的发动者和支持者，比如真宗和王钦若他们，就被很尴尬地留在当场。

　　随着王旦态度的转变，大中祥符时代，就要落幕了。而且王旦的生命也走到了尽头，明年他就要去世了。

　　《文明之旅》节目，专门用一期节目讲过宰相吕端，也专门讲过宰相李沆，现在又要送别宰相王旦了。王旦是不间断地做了12年宰相，这在北宋历史上是独一份，所以，和前面那两位比起来，王旦还要更重要一些。关于王旦这个人，我们等到明年再讲。这一讲，为了便于理解王旦，我们要先跳出来，讲讲宋代的宰相和皇帝之间的关系。

　　还是以王旦为例，这一年的二月份，朝廷就下达过一份褒奖他的文件，开头就列了王旦的一大串官名，我念给你听听：“开府仪同三司、守司空、兼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充玉清昭应宫使、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上柱国、太原郡开国公”。

　　你听听，9个部分、48个字，看起来啰里吧嗦的，但是请注意，里面每个字都有特别的意义，都是长期演化琢磨出来的。其中有的是“官”，有的是“职”，有的是“爵”，有的是“勋”，有的是“散官”，有的是“差遣”，名堂多了。如果要拆开来细细讲的话，够写一本书了。

　　我们这一期节目，只讲其中最重要的那个词：“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这是北宋前期，宰相的正式官名。你看，多奇怪的名字。刚开始读史书的人，会觉得莫名其妙，一个官名而已嘛，搞得这么复杂、这么拗口干什么呢？

　　那“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这个奇怪名字是怎么来的呢？这个名字的演化过程，又透露了中国古代的哪些秘密呢？

　　我们经常讲“宰相”如何如何。其实，中国历史上所有担任宰相的人，他们的官名里都没有“宰相”这两个字。

　　历朝历代，有叫相国、相邦的，有叫丞相、太尉、御史大夫的，有叫司徒、司马、司空的，有叫尚书令、尚书仆射、中书令、侍中的，唯独没有叫“宰相”的。

　　你要是看历史书，只有辽朝的官制里有个“宰相”，但那其实也是从契丹语翻译过来的，人家本来也不叫宰相。

　　但是从正史到民间戏剧，再到文人之间的书信往还，宰相的名号一直在用的。举个例子：晚清的时候，有一副很著名的对联：“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地上荒”。下联，司农，指的是当时的户部尚书，管钱的翁同龢。翁同龢是江苏常熟人嘛，但是天下的粮食收成并不好，所以，地名中的“熟”和现实中的“荒”相对，很巧。上联呢，宰相合肥指的是谁啊？是李鸿章。李鸿章是安徽合肥人，但是天下瘦啊，所以，“肥”和“瘦”，这又是巧对。

　　那么李鸿章真是宰相吗？他虽然官儿当到很大，又是直隶总督又是北洋大臣，但是他其实从来没有在中央出任过什么要职，只是头衔里面有个“文华殿大学士”，官阶正一品，他之所以被叫作“李中堂”，又被恭维为“宰相”，都是从这个职位来论的。但我们知道，明清两代，从朱元璋开始，那种既有议政权，又有监督权的真宰相，是没有的，所以李鸿章就是个假宰相。

　　今天我们就试试，能不能通过解剖宋代宰相的称号，帮你把这个乱哄哄的问题捋一捋，让你不用记住太多的细节，但是能对中国古代宰相的演化规律，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在中国所有朝代的宰相称号中，唐朝和宋朝是最乱的。其中用得比较长的，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个“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这个词，连在一起读，不知所云。但是拆开了，也就是三个部分：“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下面我们一个个地简单解释一下。

　　类似的用法，科举考试里，有一个词，叫“赐同进士出身”，什么意思？就是你虽然没有考得很好，虽然你不是进士，但是，哎，朝廷宽大为怀，就算你是个进士吧。

　　这个用法，和古时候管小妾叫“如夫人”是类似的。不是夫人，但是，哎，也就算吧。晚清的时候，不是有一个有趣的对联吗？上联叫“替如夫人洗脚”，下联叫“赐同进士出身”。就是开这两种人玩笑的。

　　所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你先不用管后面那一大堆是什么意思，开头第一个字是“同”，这意味着：你还不是，但是暂且算你是。开头就是一个打压。

　　好，我们再来看第二个部分：“中书门下”。这是唐代政府里的两个部门，中书省和门下省，这两个部门的首脑，在唐代都是宰相。

　　再来看第三个部分：“平章事”，是什么意思呢？“平”，就是辨别，“章”，就是彰显，“事”，就是国家大事，“平章事”，就是一起商量处理国家大事。

　　好了，现在我们把八个字连起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这个意思就好懂了，就是说，你这个人啊，皇帝指定你“暂时拥有跟中书省门下省长官相同的商量处理国家大事的权力”。

　　听出来了吧？你虽然不是个宰相，但是暂时就算你是啊。你虽然没有宰相的地位啊、荣誉啊什么的，但是你也有掺和进来处理国事的权力啊。那你可能会说，这怎么越听越像是一个临时性的安排？是的，它一开始就是个临时性的安排。

　　话说在唐太宗时期，有个宰相叫李靖，也就是神话传说里哪吒的爸爸、“托塔李天王”的原型。在真实历史里面，他是唐代初年的名将，当了宰相之后，他也很自觉，怕功高震主，就假托生病，说我这个宰相不当了行不行？唐太宗心里当然明白是怎么回事，说，行行行，宰相不当可以，但是待遇啊、荣誉啊什么的都照旧，而且嘱咐李靖，你要是将来病稍微好一点了，就隔三差五地，到门下省、中书省去商量处理国家大事，这就叫“平章政事”。你不是宰相了，但是仍然可以管宰相的事。

　　还是在唐朝，唐高宗年间，皇帝想让一些官员参加宰相会议，处理国家大事，但这些人级别不够啊。直接升官吗？那不行，这些人升官的资历还不够，怎么办？好办。那就加个头衔嘛。刚开始，这个头衔的还比较乱，渐渐地就统一在“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上了。从这个时候开始，制度明确规定，加了这个头衔的人，也是宰相，跟中书令、侍中那些正牌宰相，在权力上没有差别。

　　这就问到要害了。在唐代的情况是这样的：公元755年，不是爆发了安史之乱吗？顺便插一句嘴，了解中国历史，很多年代记不住，没事，但是安史之乱爆发的这个755年，真心希望你能记住。因为这是整个中国历史的一个重大的转折点。我们现在讲的宋朝的很多问题，都要追溯到755年的安史之乱，才能看得清楚。

　　安史之乱爆发之后，唐朝中央当然要集中一切资源来平乱，当时朝廷是既缺钱，也缺兵，但是有一样东西相对富余，随时都能有，那就是官位。给你一个节度使，给他一个大元帅，甚至有将领出征的时候，先领一大摞没填名字的委任状，你手下有人立了功，你就把他名字填上。所以，当时官爵贬值很厉害，据说一个“大将军”的委任状，只能换一顿酒钱。

　　那你可想而知了，一般的军功，都这么赏，那真正的特大军功怎么办？只能把尊贵的宰相官衔，比如中书令、侍中这样的官衔拿出来做赏赐。比如，平定安史之乱的两个大功臣，郭子仪、李光弼，朝廷就在同一天晋升郭子仪做中书令，李光弼做侍中，这可都是宰相的职务啊。

　　但是，一来，这些人要在前线统兵，不可能真在中央当宰相，二来，朝廷对他们也很戒备，不会真的让他们做宰相。所以，“中书令”、“侍中”这两个正牌宰相官衔，慢慢地变得有名无实，最后成了荣誉头衔。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这个靠加头衔确认的宰相，就顺理成章地，成了唯一的真宰相。

　　你看看，历史就这么曲里拐弯地走到了这里。一个非常别扭的官名，成了宰相的正式名称，而且从唐朝中期一直用到了北宋后期，大概用了300年。

　　前面是把“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这八个字拆成了三个部分来理解。我们不妨来个借题发挥，就从这个三个部分着眼，来看古代官制演化的几个内在机理。

　　先来看第一个字，“同”。啥意思？你现在还不是，但就算你是了。这其实是一个普遍运用的方法，就是破格任用那些暂时还不够资格的人。

　　我先举个例子，你感受一下：当年刘邦用陈平，陈平是个临时投奔到刘邦阵营里的人，刘邦马上就让他当自己的随从，而且负责监察军中的所有将领。那大家当然都不服，这个人既没有功劳，也没看出有什么本事，连底细都不清楚，他凭什么监督我们呢？哎，大家越是不服，刘邦越是用陈平。

　　你想想看为什么？熊逸老师在得到讲《资治通鉴》的时候分析这个故事，他说，你想想刘邦当时的那个班底，干的是的事业，做的是杀头的买卖，作为大哥，他得讲兄弟之情。但是军队又不能没有纪律，怎么办？自己跟兄弟翻脸吗？不行啊，得借外人之手。找一个年轻的、资历浅的、外来的、看起来机灵点儿的人，破格提拔一下，让他手握大权，压所有人一头。这人就是陈平啊。陈平就是刘邦好不容易遇到的年轻的、外来的、资格浅的机灵鬼儿啊。

　　一种是，陈平的勉强能镇得住场面。但凭什么能镇得住啊？肯定是因为他全力依靠刘邦，早请示晚汇报嘛。他自己没有资历，只能借用刘邦的权威。所以，这样的人，就算把活干成了，对刘邦也毫无威胁。

　　那还有一种可能呢？就是陈平搞砸了，镇不住这帮老兄弟，甚至还把这帮人惹翻了。那刘邦也好办，请老兄弟们喝顿大酒，然后双拳一抱，说一声：“兄弟们，对不住了，这都是陈平瞒着我干的。来呀，把陈平拖出去杀了。大家消消气。”这事就结束了。

　　我们通常会觉得，一个岗位上的人，资格到了，授予他相应的权力，天经地义。资格分两种，一种是熬年头带来的，一种是攒功劳带来的，所谓“论资排辈”或者“行赏”嘛。但无论是哪一种资格，只要他是靠自己的资格获得了某种权力，资格和权力就合一了。

　　但是，孟德斯鸠有一句名言：“权力只对权力的来源负责”。如果一个力的来源，是他自己的资格，那他的领导对他的支配能力就变小了。一般公司里的老油条或者是销冠，很难管，就是这个原因。

　　而刚才那个故事里，刘邦任用陈平，就是反其道而行之，在一个职务的任命上，他把“资格”和“权力”分开，提拔资格不够的人来掌权，那这个人的权力只有一个来源，就是提拔他的人。他就只能成为提拔他的人的工具人。

　　我这么说，你可能会觉得有一点黑暗权谋的色彩。但在真实的历史上，如果臣子全都是资格和权力合一的人，皇帝想干的事儿真就推不动。所以，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儿。

　　首先，资格够的人，能力未必够。比如东晋南朝的时候，重要的职位都被门阀士族把持，这些人又不愿意干活。当时有一个词嘛，叫“望白署空”，就是这些宰相对送来的文书，完全不看内容，就在预先留下的空白的地方签字盖章。那朝政怎么办？爱咋办咋办。你要是皇帝，是不是得急死？但是没办法啊，这些门阀士族，你又请不走，那你只好提拔一些资格不够，但是愿意干活的人，实际掌握权力。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资格够的人，跟你不是一条心。比如唐玄宗的时候，有一个宰相叫宋璟，跟姚崇齐名，一代名相啊。宋璟哪儿都好，就是不愿意皇帝开疆拓土，所以他当宰相，就压抑军功。比如当时有个将军出征草原，把突厥可汗的头带回长安，这在当年可算是不世之功啊。但宋璟根本不睬他，到第二年，才勉强给这个人升了个低等级的郎将。

　　那你说，皇帝怎么办？宋璟声望非常高，他的原则也不能说不对。皇帝要想开疆拓土，唯一的办法，就是破格提拔一堆有军功的人。不断地往宰相班子里掺沙子，这样的人多了，皇帝的主张才好推行啊。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资格够的人，是不是好用，不知道。那就大批量地用不够资格的人，不行没关系，再换下来嘛。武则天用人，就是这个风格。有人数过，武则天前后任命了78人次的宰相，平均一年换四五个，远超前代。一个低级官员，一句话说对了，武则天就能让他当宰相，一件事办错了，该撤撤，该办办，武则天眼都不眨，反正你本来就不够资格嘛。

　　“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这个“同”字，妙用无穷。在中国制度的历史上，这是一个通行的规律：想要压抑相权或压制元老的时候，皇帝经常会用资格不够的人来担任权力很大的角色。比如明朝用大学士来替代宰相，而清代，又用军机大臣来替代大学士。

　　接着来看第二个词，“中书门下”。这是一个复合词，原来指的是唐代的两个中央机构，中书省和门下省。从这个词里，你可以看出来制度演化的第二个逻辑了，那就是“分拆”。

　　我们熟悉的分拆，是职能上的分拆，比如，有的管司法，有的管民事，有的管军事，有的管财政。这种分拆我们好理解。但是，从唐始的“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这么设置的分拆，就有点令人费解了。

　　表面上看，中书省是负责制定政策、拟定诏书的。尚书省是负责执行的。而这个门下省呢，奇怪，负责封驳诏书，什么意思？就是门下省的官员觉得，这个诏书下得不合适，那就驳回去，诏书作废。哎？这是为啥？这是为了制衡皇帝吗？

　　你想嘛，如果你是一个有着完整权力的宰相，你做一件事，也要分成这三个阶段。遇到一个难题，先想想怎么办，这就相当于中书省的拟定诏书的过程。办法想出来了，再反思一下，妥不妥当？有没有什么漏洞？这就相当于门下省驳回诏书的功能。思前想后，觉得没有什么破绽了，那就放手去干，这就是尚书省的执行的功能。

　　你看，原来的分权制衡，是把众多事务分拆，然后让不同的人负责。而唐朝搞的这个分拆，是把一个人的思考过程分拆，让三个人才能拼成一个人。这种分拆方式，就更高级了。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这种分拆方式解决了一个重大的问题：皇帝如果对一件事情不了解，但是又不愿意大权旁落，又想管这件事，行不行？

　　原来的事务分拆，比如，司法事务，授权给了一个大臣，遇到具体的案子，皇帝要想干涉，那就必须懂法律，懂这个案子，否则你怎么跟司法专业人员抬杠呢？这就给皇帝介入事务，设置了门槛。

　　我举个现代社会的例子，你就明白了：一个公司领导，不懂某个具体的业务，那是不是就不能领导这个业务了呢？不会啊。他可以先问战略部门，这个业务应该怎么开展啊？研发什么产品？怎么销售啊？你们拿一套方案呗？这就相当于中书省。然后他可以在公司内部成立一个方案审核部门，也可以到外面去聘请咨询公司，可以面对面，也可以背靠背，对这套方案提意见，评估可行性。这就相当于门下省。等意见统一了，然后再交给具体业务部门执行。这就相当于尚书省。从始至终，领导不用懂这个业务。不同部门之间，有的只管该不该，不问难不难；有的只管对不对，不问行不行；有的只管低头拉车，不用抬头看路。

　　其实，中书和门下两省，他们并不真的是，我先拟诏书，然后发给你，你看完了，不合适再驳回来，我改完了再发给你看。这样搞的话，效率就太低了。最后一定是，干脆，咱们两个部门合署办公得了，关于这个事，我中书省想怎么办，我告诉你，你觉得不合适，咱俩现场商量，意见一致了，我再去写诏书。

　　对，这么合署办公，后来就出现了所谓的“政事堂”，大家虽然角色有差别，但有事一起商量。于是，原来的宰相角色，就从一个人，变成了集体领导。

　　比如说，唐太宗李世民手下，就有两个很有名的宰相，房玄龄和杜如晦。他们合起来，号称“房谋杜断”。其实，从这个词，你就可以推断出两个人的官职了。房玄龄善于谋划，所以是中书省的领导，出各种主意。杜如晦善于决断，你出主意，我听着，我就判断说，行还是不行。所以，他是门下省的领导。你看，两个宰相各自发挥特长，配合得很好。

　　王旦这个宰相叫“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说完了“同”和“中书门下”，我们接着来看第三个词：“平章事”。这其实也是中国古代制度设计的一个逻辑，简单说，就是用临时的差遣来代替正式的官职。平章事嘛，就是派你来干这个事，可没说一定让你来当这个官。

　　历史学者张宏杰老师有一个洞察，中国历史上很多地方官的官名，往往都是动词，什么“刺史”、“巡抚”。为什么呀？因为一开始，他们都不是常设的地方行政官员，他们都是临时被朝廷派来办一个事的，久而久之才成了地方官。

　　再比如，清代有所谓的军机大臣。其实他们的正式名称不叫“军机大臣”，而叫什么“军机处行走”、“军机处学习行走”、“军机大臣上行走”、“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等等。你看，这个官职，核心还是动词，刚开始都是临时差遣，都是以本来的身份去干个别的事儿。直到清代末期的光绪年间，才有直接任命成“军机大臣”的例子。

　　可以再举个例子，一个县的县官，你肯定听说过，有叫“县令”的，有叫“知县”的，那他们之间有区别吗？有。县令，这是从秦汉开始的一县之长的正式称呼。但是到了唐代安史之乱之后，地方上很动荡，于是就出现了一种临时性的差遣，有的叫“权知某县令”，有的叫“知某县事”。意思就是，你的本职工作，不是这里，但是临时派你去管一下某个县。

　　那你说这样有什么好处呢？好处很多啊。首先，便于处理各种新的挑战。就像我们今天的公司里面，有一个新的业务，很重要，怎么办？各个部门抽调得力干将，组成一个临时机构，先干着。干出名堂，再决定要不要成为正式的部门。这样更灵活嘛。

　　还有一点，就是官员的本职和实际工作分拆开来，就导致他们能上能下。就拿寇准举例子，1006年他罢相，知陕州。一个宰相，怎么能降级降那么多呢？从中央大员，一下子变成了一个小地方官，这个落差怎么受得了？但其实呢，严格地说，寇准并没有被贬官，他的本职，一直是正三品的刑部尚书。只不过原来被差遣去当“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当宰相，现在换了个差遣，去“知陕州”而已。不是地方官哦，你的本职还是刑部尚书哦。你看，这么处理，大家面子上都不难看。

　　好了，我们刚才是借“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这个官名，借题发挥，讲了中国古代制度演化的三个逻辑：第一，用不够资格的人暂时替代够资格的人；第二，用分拆后的多个角色来替代一个完整角色；第三，用临时差遣替代正式官职。

　　你听下来，会不会有一个感觉？奇怪，为什么朝廷行政，不是用正式制度，光明正大地推行政策，而是非要搞出一套，曲线救国、犹抱琵琶半遮面的非正式制度呢？

　　过去读书，经常看到一个说法，说中国制度演化，就是皇权持续强化，皇权不断打击、剥夺宰相权力的过程。

　　对，这好像也符合事实。从汉代还有一个名义上的丞相，到唐宋宰相制度的分权制衡、集体领导，到了明朝，宰相干脆被废掉，到了清朝，只剩下了跪着记录皇帝意见的军机大臣。这不就是皇权剥夺相权吗？

　　但是你抽身出来一想：不对啊。中国自从有了皇帝制度，皇帝就是大权独揽的，这从来没有疑问。宰相是什么？是皇帝请来干活的职业经理人啊，是皇帝授权，他才有权力的人。皇帝先是授权给他，然后再处心积虑地剥夺他的权力，这是何苦呢？这就相当于一个公司的董事会花重金请来了一个总经理，然后又想方设法削弱这个总经理的权力，那你图啥呢？

　　所以，问题不在于皇权和相权之间有什么争斗。而是什么样的宰相制度，既不威胁皇权，又能有很高的行政能力？皇帝和宰相，不是要分一个高低胜败，这事早就定了。他们是要在各种可能性中艰难地寻找一种平衡：让整个制度设计，既能保证秩序安全，又能兼有行政效率。这才是一个真问题。

　　从我们前面的分析，你能看得出来，让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共存，正式和非正式之间，有模糊地带，有弹性空间，就是一个有效的办法。

　　中国从古始，就是这么巨大的一个共同体。没有一套漂亮的正式制度，不行。但是如果只有一套漂亮的正式制度，也是没有办法运转的。在正式制度的末端，必须要有各种变通的、临时的、模糊的非正式制度，整个国家的治理，才会有弹性。

　　举个例子，唐代的三省六部制，设计得可漂亮了。跟长安城一样，设计得四方四正的，特别有秩序感，甚至是美感：上面一个皇帝，然后中书、门下、尚书三省，下面是六部，六个部里面整齐划一地，每个部有四个司。比如，吏部，四个司：吏、勋、封、考；户部也是四个司：户、度、金、仓。每个部都这样，画出表格来，漂亮得很。

　　但是你想，那么复杂的行政事务，怎么可能这么整齐划一，严丝合缝地把职能分配到四个司呢？所以，在正式制度下面，一定是暗流涌动，实事求是地搞出了大量的非正式制度。

　　费孝通先生有一本《乡土重建》，这里面就提出来一个有趣的概念，叫“双轨”。自上而下的正式制度，是一条轨道。到了民间，大量的非正式的民间规则，是另一条轨道。中国是同时运行在这两条轨道上的。

　　这书里面举了一个例子，比如朝廷收税。县官制定出税收指标，每家每户每块地要交多少，那都是有数的。但问题是，皇权不下县啊，县以下，政府就没有“腿”了。数字是有，但是怎么收上来呢？

　　县里面的官差，只能把命令传递到保长这一级。保长是个苦差事，都是老百姓轮流干，他没有任何权力。保长只能跑去和各个村、各个家族的族长商量，县里让交这么这么多。如果族长觉得不合理，那就不交。

　　下面的族长，也不能任由自己人被打啊，所以，他们会出面，从各种公开的、私下的渠道和官府谈判，直到达成协议。然后县里把数字改一改，底下把粮食交一交，挨了板子的保长放回家。这事才算完。

　　王亚南先生的这本名著：《中国官僚研究》里面也提到，中国古代收税，叫做“原则上不让步，实施上不坚持”。什么意思呢？“原则上不让步”就是说，有一整套正式制度和数字指标，不能变的，一变就不好交代。但是实际上呢？根据具体情况再具体执行。实施上是不能坚持的。最后各方面过得去就行了。

　　带着这个视角，你再去看唐宋的宰相制度，再去看那个古里古怪的名字，“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就会多一点“理解之同情”啦。

　　话说，南宋的时候，有人称颂宋太祖赵匡胤，说我们太祖牛啊，当皇帝之后，把五代时候的乱七八糟的制度都改掉了，所以，才能从天下大乱到天下大治。

　　但是大儒朱熹听到这番话，就不认同。他说，不然啊，我们太祖只是把太过分的制度去掉，剩下的法令条目能留还是留。只要是个做事的人，能抓大放小，这才是英雄手段。你看后来那个王安石，大逻辑搞不懂，天天计较细节，结果变法就搞得一塌糊涂嘛。

　　一个真想做事的人，就是这样：尊重正式制度，同时也尊重现实条件，不瞎改，在现实基础上，根据需要，创生出一条条的权宜之计，蜿蜒曲折地、坚定地向前推动自己的目标，最终，虽然看起来有点乱哄哄的，有点不知所云，就像我们今天讲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这个官名一样，但其实，他已经走出来了一条细如发丝的黄金中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