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指出了阻滞穷人走向富裕的三大问题——意识形态、无知和惯性之后，他们提出大量的政策失败和资源浪费的背后，是政策规划阶段懒惰的结果，只要认真规划、切实考虑，有效政策产生的积极结果必将进一步推动深层次结构的发展和改变。他们认为积硅步可以至千里，自下而上的观念水位变化，可以带来更深层次的结构变化。

　　美国的两位发展经济学家阿比吉特·班纳吉和埃斯特·迪弗洛在《贫穷的本质：我们为什么摆脱不了贫穷》一书中，对贫穷问题进行了大量深入的研究。最终，两位学者对在世界范围内消除贫穷总体上给出了乐观的结论。

　　这本书讨论的贫穷不是普通的“没钱花”，而是“极度贫穷”，具体定义为每人每天16印度卢比（相当于36美分）以下。书中给出了一个数据，2005年全球有8.65亿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13%）处于这种极度贫穷的状态中。

　　将近20年过去了，我并不了解同样标准下的贫困人口数量变成了什么状态。网上看到世界粮食计划署披露2023年有3.33亿人经历了极端饥饿；联合国则报告目前全球仍有约7.35亿饥饿人口（约占世界总人口的9%）。这样看来，我觉得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处于“极度贫穷”的人口和占比总体应该是在减少的。

　　经济学家们想要弄明白如何才能够消除贫穷，如何才能够切实帮助这些处于穷困境地的人们改善生活。很自然的一个想法就是援助和捐赠。援助什么？捐赠什么？是直接金钱援助还是物资援助？这个问题其实非常复杂。我在旅行时也见过村里人家将慈善机构捐赠的图书拿回家垫桌角。有些直接援助金钱的项目，也由于体系的，导致最终援助效果非常低下。

　　援助的反对者由此认为弊大于利。这些人往往是市场派的支持者，他们认为只要自由市场正常发挥作用、采用恰当的奖励机制，人们就可以自己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援助会使得当地人们停止自己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作者显然并不认同纯粹市场派人士的观点，反而认为适当的、认真考虑过作用机制、仔细推敲过实施细节的援助计划是有其合理性的。

　　例如，关于使用蚊帐可以极大改善热带贫困地区人们的生活状态，减少疾病传播，这是科学家们公认的一些结论。基于此，慈善组织给有关地区的人们捐赠了蚊帐，但却发现使用率并不高；这些接受捐赠的家庭后续也没有表现出更愿意购买蚊帐的倾向。为什么改变行为如此困难呢？可能源于这样一种深层的自我心理暗示——陷入贫穷陷阱的“我”做什么都无法改变目前的现实；在未来，并不可能有什么惊喜在等待着“我”；又何必做一些无谓的尝试呢？

　　在这底色灰沉的生活中，穷人唯一能够把握的是眼下的生活和手头的钱财。因此，很多不合理的行为可能都能得到解释。手头的钱换成粮食，应该可以满足全家人的热量需要，但穷人却去买了其他物品。因为这些东西给他们提供了另外一些心理满足。这可能是死气沉沉的生活中，为数不多的值得快乐的事情。

　　科学家的研究发现，童年期间的痢疾复发会永久伤害孩子的身体及认知上的发育；与患过疟疾的儿童相比，未患过疟疾的儿童长大后每年的收入要多50%（当然，这样的研究需要控制许多变量）。为了控制疟疾，慈善组织为热带贫困地区家庭发放了消毒剂，只需要在喝水之前放一点就好，但科学家惊奇地发现人们并不这样做。即使志愿者进行了宣讲，收效也甚微。后来，某地区的志愿者想出了一个办法，在村子打水的水井旁安装一个免费释氯器，村里人在打水的时候只要转动一下这个仪器的把手，氯元素就会释放一些到水中起到消毒杀菌的作用，极大改善了当地人的用水安全。这个案例得到了两位作者的高度赞扬，作者是赞同通过审慎的机制设计来实现“家长式”帮扶。

　　也许有人会提出，最彻底的帮扶应当是在教育上帮扶，提升穷人的认知水平，让他们拥有掌控自己人生的能力。

　　书中引用的调查资料显示孟加拉国、厄瓜多尔、印度、印尼、秘鲁及乌干达的教师平均每5天就会缺席1天，其中印度和乌干达的教师缺席率是最高的。对这些地区儿童教育水平的调查结果也非常令人失望。

　　为了让孩子们尽可能入学接受教育，直接给小孩父母进行补贴，这样的行为合适吗？反对“家长式”帮扶的人肯定认为不合适。从实践角度，一些慈善组织为送女儿上学的家庭支付一定补贴，研究发现这确实提升了所在村庄女孩的入学概率，并且女孩的体重也有所增加。我觉得这些钱花得值得，哪怕这些女孩只多上了几天学。

　　德隆·阿西莫格鲁和詹姆斯·A·罗宾逊在《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一书中研究了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问题，探究这些贫富差距是如何产生并发生变化的。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的答案是制度，他们具体将制度从包容性(inclusive)与汲取性(extractive)、与经济等不同维度进行划分，展开比较研究。按照这两个维度将各个国家装进四个象限：汲取性制度和汲取性经济制度；包容性制度和包容性经济制度；汲取性制度和包容性经济制度；包容性制度和汲取性经济制度。最后这种制度组合可能不存在。

　　其中，包容性经济制度至少需要具备以下特征：保护私有财产、公正的法律制度和提供公共服务等，为社会上所有人的交易和签约提供基础（而不仅仅是特权阶层）；允许和鼓励大多数人参与经济活动，个人能够自由选择；允许新企业进入，允许人们自由选择职业。包容性经济制度要想确立离不开国家的力量，诸如建立法律秩序、保护私人产权和提供公共服务等。

　　那么包容性制度又具有什么特征呢？《国家为什么会失败》提到两个主要特征：既要有多元化的特点（广泛联盟或多个集团），又要有足够的集权（避免国家能力过于羸弱，国家陷入混乱纷争）。任何一个条件不满足，就是汲取性制度。

　　通常来讲，汲取性制度和汲取性经济制度经常相伴，而包容性经济制度则是在包容性制度的基础上形成的。那么汲取性制度下，可能带来增长吗？可以消除贫穷吗？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指出在两种情况下是有可能的——第一种是掌权者将资源直接配置到了生产率高的活动中，可能带来增长；第二种是允许某种程度的包容性经济制度时，也可能实现增长。但这种增长可能是不能持久的。

　　通过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的研究，可以看到糟糕的制度非常“顽固”，很难通过正常途径将其消除。但班纳吉和迪弗洛则比较乐观，在指出了阻滞穷人走向富裕的三大问题——意识形态、无知和惯性之后，他们提出大量的政策失败和资源浪费的背后，是政策规划阶段懒惰的结果，只要认真规划、切实考虑，有效政策产生的积极结果必将进一步推动深层次结构的发展和改变。他们认为积硅步可以至千里，自下而上的观念水位变化，可以带来更深层次的结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