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月１１日－２２日中国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出席代表20人，代表党员994人。大会的中心议题是：如何加强党对日益高涨的运动的领导，以及在宣传工作、组织工作和群众工作方面如何准备迎接大的。大会回顾了二大以来党的政策制定和实施的经过，肯定上年5月中央扩大会议对党的工作中右倾错误的批评，重新规定党同合作和关于工人运动、农动等方面的一些方针。大会文件指出，固然是中国民族运动中的一个重要工具，但不是这个运动的全部。党要在内和党外坚持彻底的纲领，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在思想上组织上和民众宣传上扩大左派，反对、争取中派。既要在实际斗争中和发展组织方面帮助，又要坚持同他们的妥协性作斗争。大会研究了工人运动与民族运动相结合的关系，强调在民族运动中力争工人运动的独立及进展，以取得领导地位，并使民族运动充分地化。为此，工人阶级就必须有强固的群众性的工会组织，各种产业工人尤其要力求组织在党指导之下。对工人加入的问题，大会区别情况规定了不同的办法，并指出要同工会运动中资产阶级的影响、同的阴谋作斗争。大会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在民族运动中的地位，指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和工农联盟的重要性。大会总结了国共合作一年来的经验教训，制定了开展群众运动的计划，并决定在全国建立和加强党的组织，以适应大发展的需要。这次大会的缺点是对民族资产阶级缺乏正确的分析，认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还未形成独立的阶级，这就把民族资产阶级在中的地位弄得模糊不清，其结果或者是把所有资产阶级当作的敌人，混淆了两个阶段的原则区别；或者是无视民族资产阶级在营垒中的活动，放弃无产阶级同它争夺领导权的任务。大会对于如何争取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也缺乏正确的方针，只讲对群众运动的领导权，而完全忽视了对政权和武装力量的领导权。大会修改了党章，选举了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举陈独秀、张国焘、彭述之、蔡和森、瞿秋白组成中央局，陈独秀被推举为总。

　　１月２６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上海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动员全体团员贯彻中国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积极发展青年，并决定把社会主义青年团改称为主义青年团。大会选出团中央执行委员会，张太雷被选为总（１９２６年任弼时为代理）。

　　３月１日由中国党和左派共同发起的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开幕。４月１６日，大会闭幕。大会宣传了中国党反帝反封建的主张，对国民会议运动的方针和组织大纲等作出了决议。

　　５月１日－９日全国第二次劳动大会和广东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在广州同时举行。全国第二次劳动大会决定成立中华全国总工会，它代表166个工会，共拥有有组织的工人54万人。大会通过了工人阶级与斗争、工农联盟、经济斗争、组织问题及加入赤色职工国际等决议案。大会选举林伟民、、苏兆征、邓中夏等25人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同日，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选举林伟民为委员长，、邓培等为副委员长，并组织干事局，林伟民兼总干事。由于中国党的领导和广东政府的支持，广东的工农运动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到５月初，在广东已有二十余县成立了农民协会，会员达二十多万。各地学生联合会和全国学生联合总会，这时也进一步活跃起来。这些有组织的群众已经比较普遍地具有反帝反封建的觉悟，从而为行将来临的大风暴作了组织上和思想上的准备。

　　５月１５日上海内外棉七厂日本大班（厂长）率领打杀中国工人顾正红，打伤多人。为反抗这一暴行，上海工人纷纷举行。上海学生为援助工人，遭到租界巡捕逮捕。租界当局还宣布要在上海增加码头捐、实行交易所注册等，损害中国工商业者的利益。这就进一步激起了工人、学生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愤怒。

　　５月２８日中央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以反对帝国主义中国工人为中心口号，发动群众于30日在上海租界举行反帝。同时，中央还决定，为了加强工会的组织力量，由党人李立三、刘华等主持，成立上海总工会。随后到达上海，也参加了上海总工会的领导。

　　５月３０日上海学生及其他群众代表举行反帝、讲演，租界巡捕开枪，酿成“五卅惨案”，死13人，伤数十人。当晚中央再一次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组织行动委员会，建立各阶级的统一战线，发动工人，学生，商人罢市，帝国主义者中国人民。

　　６月１日上海总工会公开成立，李立三任委员长，刘华任副委员长。同日，上海总工会发表宣言及告全体工友书，宣布为反对帝国主义中国人民举行总同盟。接着，上海学生宣布举行，商人宣布举行总罢市。帝国主义对上海人民群众的反抗继续进行疯狂的。但是压力愈大，反抗力愈强。五卅运动的狂飙迅速由上海席卷全国。北京、广州、青岛、武汉、天津、唐山、南京、九江、长沙、重庆、郑州等许多城市约有一千七百多万群众，不顾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残酷，先后起来响应上海人民的反帝斗争。

　　６月１９日广州沙面租界和香港的工人二十万人举行。７月６日在广州成立省港委员会，组织了有数千人的工人纠察队。委员会行使了部分政权职能。委员会由香港工人代表七人，沙面工人代表四人，中华全国总工会代表一人组成，苏兆征任委员长。这次使繁荣的香港变成“死港”，严重地打击了英帝国主义，数十万工人成为当时广东根据地的有力支柱。省港大在广东人民和政府的支持下坚持了将近两年。

　　７月８日广州国民政府决定将黄埔军校校军扩大成为国民军第一军，蒋介石任军长；其他所属各军也统一改称为国民军。湘军为第二军，谭延闿任军长；滇军为第三军，朱培德任军长；粤军为第四军，李济深任军长；第五军的军长为李福林。在各军中设立党代表和部。副党代表和部主任多由党员担任，周恩来、李富春、朱克靖、罗汉分别担任第一、二、三、四军的副党代表。

　　７月２３日戴季陶出版《国民与中国》一书，攻击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成为资产阶级右翼和新老的思想武器。８月间，陈独秀、瞿秋白、恽代英等人先后发表文章，批判的戴季陶主义，明确指出：离开阶级斗争，便无法防止资产阶级的妥协，实现民族主义；便无法使工农奋起，使全国最大多数的人民得到民权；便无法使资产阶级承认节制资本，地主阶级承认平均地权，实现民生主义。

　　１０月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总结了自五卅运动以来的斗争经验，确定了党在中领导工农群众运动的方针，讨论了当前形势和党的任务、国共两党关系、党的组织和宣传工作、党的军事工作、农民土地等问题。会议指出，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中国资产阶级有严重的妥协倾向，无产阶级已明显地站在领导地位；最近的运动不仅是反对帝国主义，而且是“力争民众政权的实现”。会议总结了五卅运动中工人群众遭受军阀武力摧残的教训，提出要“有组织的去预备武装工人阶级中最勇敢最忠实的分子”，“中央委员会之下必须设立军事委员会”。这表明中央已开始注意军事问题。会议重申工农联盟的重要性，并提出制定农民问题的“政纲”，“其最终的目标应当没收大地主、军阀官僚、庙宇的田地交给农民”。会议明确指出：“如果农民不得着他们最主要的要求――耕地农有，他们还不能成为的拥护者。”这是中央决议中第一次提出农民土地问题。这次扩大会议还讨论了左的进一步分化和戴季陶主义出现的问题，明确指出戴季陶等人已“变成了新”。会议经过热烈讨论，决定继续同实行党内合作，“竭力赞助他的左派”，“努力反对”。但是会议又决定“非必要时，我们的新同志不再加入，不担任的工作，尤其是高级干部”。这个决定导致在以后的实践中放弃争取对的领导权的后果。会议通过了《中国现时的政局与党的职任议决案》、《中国党与中国关系议决案》等文件，发表了《告农民书》。

　　１０月１日国民军举行第二次东征。东征军由蒋介石任总指挥，周恩来任总部主任。这次东征，在省港工人和东江农民的支持下，很快收复了陈炯明残部盘踞的潮、汕两地，１１月初收复了东江，广东根据地基本上统一。这时，蒋介石已表露出要在军队中排斥党人的企图，他无理要求周恩来交出第一军和黄埔军校中的党员名单。周恩来自汕头回广州，同广东区委陈延年、苏联顾问鲍罗廷商量，认为应予蒋介石以回击，不再同蒋合作，另组国共合作的部队。但是，以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和国际代表反对这一计划。11月，在周恩来指导下，在广东肇庆，以原大元帅府铁甲车队为基础建立了国民军第四军独立团(约二千人)。党员叶挺、周士第分别任团长和参谋长；团设党支部，连有党小组。独立团是由中国党领导的一支正规部队。

　　１１月中央决定于次年１月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各地选举的代表中，党员和左派占很大的优势。周恩来、陈延年主张利用这个有利条件，通过这次大会开除戴季陶、孙科等分子的党籍，惩处当时正在北京西山召开会议的分子；在选举中央执行委员时，党员应占三分之一，少选中派，多选左派，使左派占压倒优势。但是，这个计划遭到国际及其代表的反对。陈独秀、张国焘等根据国际的旨意，主张向让步。他们同已被逐出广东的戴季陶、孙科等在苏联驻上海领事馆谈判，请分子回广东参加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１２月１日首次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在这以前，瞿秋白、陈独秀、邓中夏等人也陆续发表了论述中国和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状况的文章。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以及这一时期发表的其他文章中，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辨明了中国的敌人和朋友，从而集中了当时党内的正确主张，初步提出关于中国新主义的基本思想：无产阶级团结占全国人口多数的一切半无产阶级（主要是贫农）、小资产阶级（主要是中农）、争取中产阶级（主要是民族资产阶级）的左翼，以帝国主义、军阀、官僚、地主、买办阶级以及中产阶级的右翼，建立各阶级的联合统治，反对在中国建立民族资产阶级一阶级统治的国家。

　　１２月５日主编的《周报》在广州出版。这是在国共两党合作的情况下，由宣传部主办的一个刊物，其目的是要“打破北方及长江的反宣传”。它在抨击和揭露以戴季陶为首的的斗争中，起了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