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岁时，飞春读传曾求人预测过人生前途，一个老奶奶看了看我的手掌，讷讷地说，我将有4个孩子。可到目前我40岁了只有2个，所以我对预测大师保持敬畏。决不去和人家聊天。

　　今天说的外交家是另一回事，他会预测，且精准。更有趣的是，他曾因为自己的名字导致一段失误的仕途，之后他便改名了。微观层面的预测，他明显不是行家。

　　王大桢是湖南省醴陵市北乡七里山人。17岁入同盟会，立志推翻晚清，改造中国，后随波入流，19岁成为员。

　　改变其一生的经历，是23至28岁时，2次到日本留学。一次是在日本陆军军需学校，一次是在东京帝国大学。可见其家境不错，留学归来，自然成为头戴礼帽、身穿西装革履，手持文明棍的社会名流。

　　靠留洋一年半载一跃成所谓上层“文明公知”的，不占少数，不学无术，靠镀金生活，文明棍上指点江山，八字胡里崇洋媚外，此类人即为后来的“臭老九”鼻祖。

　　同样是去日留学，他没有把大把大把的时间用在赏樱花、游富士山，或泡在男女共浴的日本澡堂里，而是泡在了书店、图书馆，钻在了日本文化历史的书堆里。

　　尤为“瑕癖”的是，他喜欢收集日本朝野阴谋侵华之确凿证据。“搜集日本政府禁毁的各类书刊，得以略窥日本伪造历史的经纬。”遇到珍本，“不惜充斥私资以储集之”。

　　多数人的眼中，日本侵华或源于1931“满洲事变”，或早几年的日俄战争，或更早的甲午海战马关条约。但王大桢看来，日本野心滥觞远不止在这个范围，而是幕府时期的将军织田信长、丰臣秀吉。

　　1828年日本酿造济南惨案，阻北伐意修约，35岁的外交界新星、中将总参议王大桢，奉命赴日本游说，凭三寸不烂之舌，“从日本自身问题入手，动摇其自信”。

　　翻开鲜为人知的外交历史中，可见王大桢参与了从1918年到1937年几乎所有对日重要活动：华盛顿9国会议、鲁案处理、国联李顿调查团、国联大会、日内瓦世界裁军大会……

　　“日本作为新兴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兴盛了，然而国土狭小，物产不丰，市场又小……日本一心向往扩张才有出路。欲东向或南进，均受制于英法美，惟有视我东北三省为禁脔，向中国扩张侵略作为其既定国策……”

　　●1937年5月，王又向国民政府呈送情报，说英法苦于希特勒崛起，而无暇东顾，日本趁机向中国大举侵略扩张。

　　6月，近卫文麿上台，王又指出：“近卫文麿首相为仅次于天皇之大地主阶级，而关东军、少壮军人积极推行之扩张侵略战争，对国内大地主阶级有巨大利益，将支持这一战争。”

　　2次精准的分析，都被他一语成谶。七七事变后，他被国民政府召回国，专职搞决策咨询，成立了军事委员会国际问题研究所，专门提供日本情报。

　　在后来的珍珠港事件、日本投降等重大事件中，王对日本谍报工作均有精准的预测，对中国抗战和对外决策，立下奇伟巨功。

　　有一则轶事是，当年精准九一八事变之后，国民政府曾授他以外交部常务次长一职。但因名字搞错而错过良机。

　　那时，他在张的手下任东北外交研究委员会委员，主编《外交杂志》。政府在决意任命时，没有出具公文或“手谕”，只是口头传达上面的意思，而经办人对蒋的宁波话又听不清，只记得“此人是东北方面人士”。

　　王大祯是湖南人。经办人在东北人中查来查去，没有查到王大祯的名字。却发现有一个外交界的“王家桢”，意为“蒋欲安抚东北人士记错，遂发表王家桢为常务次长”。

　　说来也巧，王家桢，比王大桢小4岁，黑龙江双城人，经历跟王大桢差不多，也是留学日本，并在外交界工作，且在九一八前后跟随张学良工作。这也难为经办人，口头上听不清，领导意思只有靠悟，所以错推了王家桢。

　　一字之差，阴差阳错，导致王升常务晚了两年，王后来知晓就里后，引为恨事，愤然改字行，弃用“王大桢”，而叫王芃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