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天下一家”“天下大同”等的“天下”，和今天中国党人的“胸怀天下”的“天下”，在内涵上有什么异同？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天下一家”“天下大同”的理念与理想，“天下”既是涵盖自然万物与人类全体的时空概念，也是初步疆域意识萌芽下的共同体表述，还是对人类社会理想秩序追求中的一种想象的文化理念范畴。这种思想和表述，不仅在古代具有深远影响，到了中国近代以来，亦成为古今对国家、世界概念认识转变的桥梁，“天下”实际上开始成为与“中国”相对的、更多地形容外部世界的词汇。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并成为中国人救国救民的理论武器和实践指导中，“天下”的内涵被创造性地继承，中华文化中的“天下为公”情怀自然地与马克思主义为人类求解放的使命结合起来，“胸怀天下”成为中国党人的精神追求和自觉实践。

　　中国古人对“天下”概念的认知、传统“天下”思想的根源，可以追溯到中国人对世界的原初认识，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很早以前，古代中国人就把宇宙想象为一个“天圆地方”的构造，世界上包括人类社会在内的一切都被覆盖在天的下方。古代中国人的这种对于“天”与世界的直观认识，不仅导致了“天下”万物都反映并且要服从于“天”的意志的主观结论，同时也会导致世界上只有一个“天下”的主观结论。这些主观结论，构成了“天下”思想的最基本的原理。

　　夏商周三代，随着“天”和祖先神的结合，逐渐产生了“天子”的思想，人间的最高统治者是与“天”有直接血缘关系的“天子”，他代表“天”对人间实行统治。但值得注意的是，周人在继承商人的“天子”观念的同时，通过商周，认识到“天命靡常”和人民的力量，所以周人不完全将血缘而是将“德”作为统治者成为“天子”的标准，形成了以德为中心，天命来自的“天下”思想。在这一转变和中国传统德性孕育过程中，“天下”不再仅仅是一个想象中的地理空间表述，还是一个代表秩序理念的文化空间概念，中国传统语汇中所讲的“天下有道”“天下为公”，就是对文化空间概念意义下“天下”理想秩序的表达和追求。

　　同时，在上，夏商周三代的迭代和交融，发展到西周时期，展现出较为成熟的王朝文明国家形态，在文化上奠定了中华文明的核心华夏文化的基本特征，也初步形成了分封制体制下的多个族群的统一国家。《尚书》中说“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就是这个道理，这种“天下一家”的早期国家体制对中国的影响十分深远，并且从制度上将“天子”统御“天下”化为了现实，使得“天下”也具有了统治实践上的共同体的含义。

　　所以，中国传统的“天下”，其含义是多重的，既是涵盖自然万物与人类的时空概念，也是初步疆域意识萌芽下的共同体表述，还是对人类社会理想秩序追求中的一种想象的文化理念范畴。

　　到战国晚期，儒家学者较早明确提出了“大一统”的主张，明确地把“正统性”注入统一天下的实践中去，把疆域治理与政教关系的构造结合起来，形成了更为系统的理论。这种理论并非对历史的简单回顾与总结，实质上是对统一后天下蓝图的一种规划和设想。

　　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统一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的封建王朝——秦朝，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秦统一为“天下”思想明确注入了疆域统一的实践纬度。正如《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载：“平定天下，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虽然中国古代并没有今天明确的国家主权意识，但这里的“天下”指代的其实就是秦朝实际统治的王朝疆域。

　　自秦以后，“天下”一方面可以指代王朝国家这个地域实体；另一方面，“天下”仍然具有文化意义上的理想秩序所涵盖范畴的含义。传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中的“天下”就有这样一种意义，它并非地理意义上的世界，而是君主所希望的理想秩序可以达到的想象的空间，君主必须凭借自己的德行修养，才能在“治国”这一技术层面上达到更高的“平天下”，做到“德主天下”。

　　总体来说，在清朝康乾时期，中国和欧洲之间的力量对比还处于大体平衡的战略均势。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清朝逐步走向衰落，中西力量对比逐渐拉大。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渐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不断遭受苦难的同时，也逐渐开始认识世界，形成新的“天下”观念。

　　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人认识到自身处于“万国林立”的世界之林，“天下”这一词汇开始较多代指世界而非中国。先驱孙中山指出：“人类进化之目的为何？即孔子所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耶稣所谓‘尔旨得成，在地若天’，此人类所希望，化现在之痛苦世界而为极乐之天堂者是也。”他借用孔子所讲的“天下为公”理念，认为人类社会不断进化，最终的目的是全世界共同解放，达到“天下有道”的境界。可见在形成过程中，随着中国人对世界的了解和国家意识的形成，“天下”实际上开始成为与“中国”相对的、更多地形容外部世界的词汇。

　　同时，传统“天下”含义中，所包含的在疆域地理空间之外更大范围追求理想秩序的内涵，成为沟通古今的桥梁，促使着中国人即便在近代以来救亡图存的艰难挣扎中，仍然在思考自身前路的同时，亦关注人类的命运和世界的未来。

　　《新青年》主要撰稿人之一的李大钊在1918年到1919年间开始发表文章宣传马克思主义，陈独秀在1920年的文章中表示接受马克思主义，一批先进青年，包括、周恩来、蔡和森、邓中夏等都接触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各地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团体也相继成立。马克思主义自诞生以来，始终坚持把为人类谋利益作为崇高理想和追求。《党宣言》指出：“无产者在这个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它科学地揭示了人类社会最终走向主义的必然趋势，照亮了人类寻求自身解放的道路。习总指出：“马克思主义博大精深，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为人类求解放。”中华文化中的“天下为公”情怀自然地与为人类求解放的使命结合起来，胸怀天下，成为中国党人的精神追求和自觉实践。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将“坚持胸怀天下”作为中国党百年奋斗的十条历史经验之一。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党“必须坚持胸怀天下”，强调“我们要拓展世界眼光，深刻洞察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积极回应各国人民普遍关切，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作出贡献，以海纳百川的宽阔胸襟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推动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

　　“胸怀天下”中的“天下”，继承了近代以来“天下”语意的转换，在地理范畴上代指世界，在人群涵盖上指的则是人类全体，从这一点上，古今意义是有所区别的。但是，“胸怀天下”中的“天下”，依旧具有对人类社会理想秩序追求中的一种想象的文化理念范畴的含义，这一点上，古今意义在交相呼应，使得“天下”“胸怀天下”“天下为公”等词语，成为沟通传统和当代的重要媒介。

　　“胸怀天下”，既是中国党人的一种精神追求，也是中国党人的一种自觉实践。党的明确提出“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习总提出“通过迈向亚洲命运共同体，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并且提出了迈向命运共同体的“”，即坚持各国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坚持合作共赢、共同发展，坚持实现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坚持不同文明兼容并蓄、交流互鉴。党的二十大报告向全世界郑重宣示，中国致力于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对人类未来命运思索的现实回应。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共同体”，虽然基于民族国家的国际体系为全世界各种文明走向现代化提供了根基，但是也越来越显示出其隐含的问题，弥合这些问题并最终根本解决它是马克思主义对人类未来的展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也是中华文明的价值追求。从中华文明的历史沿革看，中国人向来讲究“和而不同”、追求“天下大同”，坚持的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价值理念。